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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2010-03-30 15:01:00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人。著名诗人、学者。1930-1932年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无诗时代的一多先生

     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海洋大学内,有一座被命名为“一多楼”的小楼。它的旁边,还耸立着一座闻一多的雕像。这些都寄托着人们对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先生之深切怀念。
     1930年8月,闻一多先生应杨振声校长的邀请,来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在《死水》的第一篇诗上,他写着:“我爱青松和大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记得第一堂作文,他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但我们很少在海滨碰到他,他常常在教室里,在文学院办公室里,作为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他的助手的陈梦家常常陪他在一起;下课或办公以后,他便常常带着他那蓬乱的头发、那身长衫,曳着一根手杖匆匆回到他的书房去,那里也是一个海——精神的海。
     青岛虽然像诗一样,但是青岛时代的一多先生却没有诗。这没有,也不是绝对的,在这个时期的《诗刊》上,就刊出了一多先生的一篇长诗《奇迹》。《死水》之后,一多先生没有再出过诗集,这篇长诗也就在这个渺茫的人间流落了。
     一多先生为什么没有诗呢?
     我看,可以从下面三点上去找出原因来:
     这个时期,一多先生对于诗的成就和要求都是很高的。这个要求,特别在艺术的水准上,但这不是说一多先生对于内容和意义一点也不管,他要“严肃”,这当然是对人生说的,可是这“严肃”又缺乏了具体的内涵。因为他要求过高,对于别人的东西就不大容易首肯。
     一多先生这个态度,并不是对别人作品一律看不起的自我夸大,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的。我在他面前提起《红烛》,他马上显得不安起来,仿佛有一片红云从他的瘦脸上掠过去了。
     对于过去作品的追悔,增加了他写作的谨慎。可是,在“谨慎”严格的监督之下,新的作品便难产了。《死水》在当时,无论如何是有了很高评价和影响的。一多先生自己也显得很爱他的这一本诗。这是一集精心的结构,无论在意义的严肃上,形式格律的创造上,以至于装订和图案的设计上。对于别人和一多先生个人,《死水》是一个高峰,怎样爬的更高些,而这个高峰又在其下呢?
     显然,一多先生在“沉默”了。
     还有,一些社会偏见也多多少少杀死了、至少是冰结了一多先生诗创作的兴头。在我跟着一多先生的那些日子里,总是劝说他、鼓励他、挑逗他的诗兴,他常是怅惘而又带点凄然的味道说:“已经有你们写了,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话虽然很简单,但我觉得它含着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听了一多先生的话以后,心里起了一种凄然的感觉。这时候,除了“一两个朋友的诗”以外,他简直和新诗绝缘了。当我很贸然也很勇敢地劝他再写诗的时候,他说了使我惊异的话:
     “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
     到这时,我才恍然于一多先生的不写诗还有这样一个苦衷在里面,我——恍然之后,跟着就来个凄然。
     当然啰,一多先生新诗的绝产,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应该归结到他的生活上去。他爱海,他住在海滨上,但他并不去看海;他住在红楼上大院子里,但他并不去看庭园的花花草草;一间书房,几架子书,这才是他的生活和生命,这才是他的一切,也可以作为一切的说明。诗是离不开生活的,在生活萎缩的时候,诗它也萎缩了。《死水》之所以成为一件经得起磨练的艺术品,并不全在乎多种形式的试探,和“豆腐干”式(这是当时一般人给一多先生的诗型特别制造的一个名词)的严格,而是源于《死水》里另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一个诗人对于祖国的热爱,由于热爱而失望,由于失望而顿足捶胸;对于国外洗衣服的同胞同情,对于卖樱桃“老头儿”的怜悯,对于“天安门”外学生遭遇的不平,对于“一湾死水”未来的想法(“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变成什么世界!”),保证《死水》价值的是这一些,是诗人一多先生对生活的爱与憎,对祖国期望焦灼的一颗血淋淋的心!他太爱自己的国家了,因为他在外国太多痛苦的经受;他太爱自己的同胞了,因为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有火气”、有热情、有正义感的人民同情者。这一点,并没有能够使他见谅,反被加上了这样派、那样派的头衔。起初,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讲到这一点,我猜出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是,我们也该给社会人们的观感以原谅,一多先生那时候的“朋友圈子”和“文艺圈子”,使人们从这方面想的可能性太大了。其实,我很清楚。一多先生对于胡适和徐志摩,就对我说了很多话,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多牢骚。一多先生对于《新月》月刊的态度和徐志摩生活态度,始终是:严肃,认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当个人生活不能够和时代沟通,不能够和多数人连结的时候,思想变成了没有血肉的东西,热情也只有落空了。何况一多先生生活过来的时代是多么轰轰烈烈,和一多先生同时代的文艺巨人又是如何地随着时代改变了自己,站在人民的前头举起了文艺大旗——这是事实,直到一多先生临牺牲前两三年,才追认了的,这追认是多么勇敢,多么雄壮,多么悲痛,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
     在动荡的大时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在整个中国急剧蜕变的时候,一多先生在唱着:“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闻一多先生书桌》,见《死水》末篇结句),虽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内的和平”,到底四堵墙壁把他和世界隔绝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掉了具体内容的时候,他的人也就成了找不到出口的一座火山,因而,他也就没有诗了。
     海滨时代的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诗,但却没有脱离开诗。他是包围在诗气氛里的。他在研究杜甫,日以继夜地工作着,“目不窥园”地工作着。他给我们讲唐诗,讲英诗,除了杜甫,他对孟郊很推崇;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对诗和对生活的态度。他给我们讲雪莱,讲拜伦,讲济慈,讲斯华德,讲柯勒滋和白朗宁,对于最后两位,特别是白朗宁,他仿佛有着更多喜爱似的,对于克普林,一多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过,但他有他的一部大诗集,他也许喜欢他,或者喜欢过他?
     在“名著选读”的讲义上,选了一篇阮大铖的诗,一多先生对这篇诗似乎颇有好感,这使我有点惊异。至今我还记得他讲到“始悟夜来身,宿此千峰上”的那种兴致盎然的样子。
     他也给我们讲龚定庵的诗,但不是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颖豪壮的作品,而是“唯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的壮志消磨,专伺眼波的爱情诗。从个人对诗的爱好与编选标准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和艺术观点来。
     一多先生虽然自己不写诗了,但对于别人的诗还是喜欢读的。梦家的诗,也是原稿最先的读者和鉴赏人,我有时去找一多先生,他很高兴地在拉抽屉,一面说:“梦家写了篇诗,很好。”以后,他便抽出了他的“红锡包”,让我也吸上一支,以后,便读着,谈着,屋子里一片诗的空气在荡漾了。
     我的《洋车夫》和《失眠》,给他拿去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诗的一个开头。以后,我的《老哥哥》《神女》《贩鱼郎》《像粒砂》……都经他看过。我怀着一篇新作走向他那座红楼去的时候,怯懦,希望,轻微跳着的一颗心,那情景是多么美好啊。
     一多先生时常向我提出“诗无达话”这句老话来。一篇诗,不拘死在一个意义上,叫每个读者凭着自己的才智去领悟出一个境界来。领悟的可能性越大,这诗的价值也就越高。一篇顶好的诗,仿佛是一个最大的“函数”。一多先生有一次拿了梦家的一篇诗——《萤火》来做例子,他说:“深夜里,这点萤火,一闪一闪的,你说这是萤火吗?但它也可以是盏小灯,一点爱情,一个希望……。”
     虽然海滨两年,一多先生没有诗,但一多先生的精神却是一个大海,在极端严肃而静穆的状态下,他无声地容受着、润育着、酝酿着。
     一多先生,这个大海,他在等待着一个大时代的风暴的到来啊!

{作者:臧克家  来自:《山大逸事》P70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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