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长青,风范永存

(原山东大学校长)

邓先生一生勤奋好学,读书破万卷。从青少年时代起直到去世为止,他一直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获取新知。刻苦读书培养了他的高尚情操,也为他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打下了深厚广博的基础。

邓先生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一个勤劳的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闻名乡里的种田能手,而且乐善好施,这就赋予了他智慧、坚韧、善良和勤奋的秉性,这种秉性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小立下“科学救国”之志,仰望科学巨匠牛顿和居里夫人,发愤读书,成绩优异。1941年,他同时考取了南昌中正大学和厦门大学,为了长远发展,他选择了厦门大学。为了供他上学,家中典当了仅有的土地,于是他背着书籍、行李,长途跋涉由老家步行到因战乱(抗日战争)而设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求学。在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废寝忘食、刻苦攻读,不仅取得了化学系的毕业文凭,而且同时也修完了数理系的几乎全部课程,为他今后从事化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了广博的基础。时任厦大化学系教授的傅鹰先生(傅先生曾任教于山东大学,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编写了一部《普通化学讲义》,在“原子结构”一章中,他写了许多关于原子结构的知识与公式,并注明每个公式都可以由量子力学得到。量子力学的种神奇力量深深地吸引了邓先生,但是当时厦大并未开设量子力学课程。1948年秋,邓先生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途经上海时他买了肯姆波尔(Kemble)编著的《量子力学》。到了山大后,自制了小黑板挂在实验室的墙上,一边读这本书,一边进行演算。解放后,又相继自学了鲍林(Pauling)的《量子力学导论》和艾林(Eyring)的《量子化学》,这使他的理论基础更为深厚扎实。克尔文(Kelvin)有一句名言,大意是一个现象如不能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意味着对这个现象的本质还未弄清楚,这句话给邓先生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了在原子、分子层次上进一步探索化学世界的奥秘,他认为有必要扩充加深自己的数理基础。为此,除坚持自学以外,他还抓信一切可能的机会进修学习。1953年他参加了教育部在青岛举办的“物质结构进修班”,此后(1953~1954)又到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化学系进修,并在唐敖庆教授指导下开始了系统的量子化学基础理论研究。1963~1965年,邓先生参加了唐敖庆教授主持的“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通过系统学习和研究,不仅量子化学基础得到了增厚拓宽,而且其科研水平也有了突飞猛进。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配位场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讨论班期间奠定基础的。邓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历史阶段始终走在化学科学的前沿,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与他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充电”是分不开的。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邓先生这种勤奋读书、严谨治学、锐意进取的精神尤为重要。邓先生是真正实践了鲁讯先生“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读书学习”的人,甚至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时,他也不曾放弃读书、做学问,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否则将是愧对知识分子称号的。邓先生的勤奋是闻名的,他曾星期天在图书馆查文献而忘记了吃饭;他也曾过于专心读文献而未听到图书馆下班的铃声,直到很晚才发觉自己已被锁在馆内,不得已,只好招呼路人通知家人去找图书馆的同志开门;过年放假,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学习和研究;下乡参加劳动、外出开会或去外地疗养,他都要带上书籍,一有空就专心攻读;直至晚年生了重病信院时,在病榻上也从不放弃学习;最令人感动的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研读文献,书本尚未合上,而他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邓先生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那种“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邓先生追求科学真理,以探索自然规律为己任,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他倾注了毕生心血,致力于量子化学理论研究,取得了蜚声中外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国际国内同行学者的高度赞扬。

邓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从50年代的“双原子分子势函数”、60年代的“配位场理论”、70年代的“化学反应速率的量子理论”,到8090年代的“量子多体理论”与“量子散射理论”,他始终占据现代化学前沿的一席之地,为中国理论化学研究刻了国际场望。追根溯源,邓先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他本的聪慧天资之外,我认还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科研目的明确,那就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名为利。他在《即要努力教学,又要潜心研究》一文中写道,“特别敬仰牛顿和居里夫人,钦佩他们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并写了座右铭,表示要像他们那样在科学的海滩下拾取贝壳”。在常人眼中,基础理论的研究十分枯躁乏味,而邓先生则为此奋斗一生乐此不疲,从不为名利所累。第二,具有深厚广博的基础。邓先生十分赞赏唐敖庆教授所说的“有青藏高原才有喜马拉雅山,有喜马拉雅山才有珠穆朗玛峰”,他说,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必须具备雄厚的基础,才能做出高精尖的科研成果,他常以此告诫学生并作为自勉。前边曾经说到,在厦大求学期间,邓先生实际上学完了化学系和数理系两个系的课程,而且不断地进修、提高、自学充电,始终走在本学科的前沿。他常说,学无止境,研究无止境,因此,他能不断地攀登科学顶峰。第三,勤奋刻苦、意志坚强、坚忍不拔。邓先生具备敢于啃硬骨头锲而不舍的精神,他鄙视那种“专挑木板薄处戳窟窿”的人,总是抓信理论化学前沿影响最大、困难最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从不急功近利,并且“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电子相关研究”,他认定了这个科研题目的重要性,从80年代初着手研究,历尽十余年艰苦探索与研究,终于在90年代取得重大突破,建立了“在超球坐标下原子、分子薛定谔方程的直接求解方法”,由此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邓先生即使身处逆境、遭受打击,也从不放弃他所钟受的科学研究。在“文革”动乱年代,他也不放弃学习,不中断研究,因此,在“文革”结束后不久(1978年),他的“分子轨道理论研究”就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邓先生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在近八十高龄的耄耋之年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与活力,学生们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时,他总是微笑着说:“人生的乐趣在于创造,在于发现,保重身体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科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邓先生既是一位取得累累科研硕果、享誉中外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书育人的导师。他先后开设了近20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其中不少课程为全国首次开设。邓先生的讲课特点是侧重推理,逻辑严密,内容新颖先进。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用讲稿,演讲技巧超群,总是恰当而适时地介绍国内外同行及他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听者得以较快地进入本学科的前沿。每逢他本人或研究室的同志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回国后总要举行学术报告会,发场民主,自由讨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他的治学精神和授课风格影响了一代人。从1963年开始,已有三十多名研究生在邓先生的指导下毕业并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大都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成为我国理论化学基础研究的生力军,有的晋升为教授,选拔为博士生导师,有的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有的被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邓先生除了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还长期在不同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他率先垂范、清正谦洁、兢兢业业为山东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先生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开始并先后担任化学系副主任、主任,光学系副主任、主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校长,创建了理论化学研究室并任主任,担任校系行政领导职务长达四十余年。我曾与邓先生人事多年,他为人朴实,作风踏实,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团结同志,关心下级;他思路开阔,思想敏锐,很地理解党的教育路线及各项方针和政策,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先生作为一名科学家成就卓著,蜚声中外;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殚精竭虑,传道授业解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桃李满天下;作为一名长期担任高校行政领导的教育家,他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统鉴全局、高层建瓴,知人病况任,作风民主,虚怀若谷,心怀坦荡,淡泊名利,两袖清风,宽厚仁和。以下的几个方面尤为突出:第一,强调学风校风建设。在任校长期间,提出了“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十六办校方针,对于推进改革,加强学科建设,争创教学科研佳绩,提升山大地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第二,思想敏税,突出重点。他始终把科学研究放在突出地位,强调“大学不是中学,大学老师不能定位于单纯的教书匠,必须教学与科研并重,以科研带教学”。以他作为学科带头人的物理化学专业已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点专业,化学系毕业生已经涌现出五位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都曾受教于邓院士,并不同程度地受到邓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第三,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多次率团或随团访问欧、美、澳、加、日等国及港台地区,与十余所著名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他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问讲学,并十余次邀请国际著名的学者来校访问讲学,促进了我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与国际尽快接轨,并对我校理论化学研究保国际先进水平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四,选贤任能,注重培养年青人。无论是培养学术骨干或选拔院系党政负责人,他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并甘为人梯,积极为青年人成才创造条件,保证了事业连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作为化学家、教育家,邓先生为山东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衷心爱戴与尊敬。这里,除了他的辉煌业绩之外,更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邓先生的菱很多,成就卓著,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为学校争得了荣誉,赢得了全体师生员工的衷心爱戴与尊敬。在邓先生不幸逝世之后,人们的悲育和对他的怀念之情发自肺腑。我想,邓先生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威望,既是因他的卓越成就,更是在于他的高尚人格:正直无私,高风亮节。

在为人方面,邓先生堪称楷模。作为中共的一名党员,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和科技进步无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坚持原则,直抒陈言,绝不随风倒;他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不论是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还是10年的“文革”运动中,邓先生都曾遭到错误的批判,但他矢志不渝,坚信共产党。当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辞被推倒之后,他心态平衡,冷静对待,绝不怨天尤人。他还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宽仁长者,生活简朴,严谨自律,平等待人,从不居功自傲。他从不以校长或学术界名人自居,无论对下级或学术界晚辈,总是宽厚仁和、海纳百川,从不因下级在工作中的顶拦或错误意见而心存芥蒂。他一生只为他人、集体和国家着想,尽自己所能帮助和照顾有困难的同志,人不以权谋私。所以,许多人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时,都失声痛哭,一位离休老同志说:“邓校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邓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和爱国热情的人,除了完成繁重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外,还对社会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他是山东省第六、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委员会教育组副组长,直到晚年他还惦念着我省欠发达地区的全民义务教育以及小清河的治污工作,曾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并有不少建议被采纳。现在我们可告慰先生的英灵了。邓先生“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人的人”。